【IT事務所】吹哨者法例及保障：從「藥倍安心」請槍事件談起
近日, 香港爆發的「藥倍安心」（Medisafe）爭議事件, 再次將「吹哨者」（whistleblower）的角色推上風口浪尖。這宗事件源於聖保羅男女中學中四學生潘浠淳聲稱自行研發的人工智慧醫療平台「藥倍安心」, 憑此奪得多項本地及國際創科獎項; 然而,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鄭曦琳（Hailey）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質疑潘同學涉嫌「請槍」——即委託美國公司AI Health Studio開發平台, 而非原創作品。鄭曦琳的揭發引發廣泛討論, 但隨之而來的是她遭受嚴重滋擾, 包括身份被盜用、被誣衊為性工作者, 甚至有人身安全威脅。這不僅暴露了學術誠信問題, 更凸顯了吹哨者在揭露不當行為時所面臨的風險與缺乏保障。本文將以此事件為切入點, 探討吹哨者法例及保障, 加入多宗著名案例（如Enron財務醜聞及太空梭爆炸事件）, 並分析其道德價值及重要性。 吹哨者是指在組織內部或外部發現違法、不道德或危害公眾利益的行為, 並主動揭露的人士。他們往往是公司員工、政府官員或專業人士, 透過舉報來防止更大損害; 吹哨者經常面臨報復, 如解僱、法律訴訟、社交孤立甚至生命威脅。因此, 許多國家已立法提供保護。 在全球範圍內, 美國的《吹哨者保護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1989）是經典範例, 保障聯邦員工免受報復, 並提供保密及補償機制。歐盟的《吹哨者保護指令》（EU Whistleblower Directive, 2019）要求成員國建立舉報渠道, 涵蓋公私部門。台灣於2025年7月22日正式施行《公益揭弊者保護法》, 提供工作權保障、身分保密、人身安全保護及責任減免四大機制, 舉證責任倒置, 讓揭弊者無後顧之憂。 反觀香港, 吹哨者保障相對薄弱。目前並無專門法例, 僅靠零散條文如《僱傭條例》禁止僱主因員工作供而解僱, 或《防止賄賂條例》保密舉報者身份, 但這些規定不足以涵蓋全面報復, 例如社交媒體滋擾或私人報復。多年來, 立法會議員及民間團體呼籲制定專法, 例如參考國際標準, 設立獨立舉報機構及反報復罰則。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曾指出, 若吹哨人不受保障, 公眾知情權及利益亦難以維護。在「藥倍安心」事件中, 鄭曦琳作為吹哨者, 雖揭露了可能涉及的學術欺詐及資源分配不公, 但卻面臨身份盜用及誹謗, 凸顯香港法例的空白。 吹哨者的貢獻往往改變歷史, 以下是幾宗全球及本地相關案例, 展示他們的勇氣與代價： 愛德華·史諾登（美國，2013）：前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承包商史諾登, […]
...
